欢迎来到 - 新疆短语网 !    
当前位置: 首页 > 心情日记 > 随感日记 >

【《随笔》精

时间:2018-04-16 15:56 点击:
胡乔木作为“党内第一笔”,以及其自云的“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他的自信和抱负是显见的,那么,无论是在位或赋闲,他都不是尸位素餐或坐看风云的

《同舟共进》2010年第11期郑异凡先生的文章《1970:普列汉诺夫序言风波》提到了胡乔木,即1970年初胡乔木上书揭发和批评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收入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只是因为普列汉诺夫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并厉声斥责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的编译局还是苏共中央的编译局”,显然,这在举国“反修”的意识形态大革命的浪潮中是非常严厉的,也是致命的一击。郑异凡先生还揣测当时“处于靠边站”的胡乔木的动机,是“也许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关怀,也许是想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也许是想踩着普列汉诺夫以求复出”,可谓肯綮和传神。

胡乔木这个人,套用一句如今经常见的话,的确是“说不尽的历史人物”,所谓“说不尽”,是说这一人物的复杂性,作为“党内第一笔”,以及其自云的“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他的自信和抱负是显见的,那么,无论是在位或赋闲,他都不是尸位素餐或坐看风云的,比如曾经由他来主管的出版界,岂一个胡乔木了得?于是到了今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功其咎,仍然是让人经常议论的话题。

胡乔木的复杂性,一如其女儿胡木英的说法:

“我父亲去世以后,有的同志回忆说: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便很难了解胡乔木这样一个一生为政治服务、追求政治思维的人的理论品格。实际上,我父亲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不少同志反映说,乔木在私下谈话、在研讨中、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作班子中间,说出的话,很多观点、很多道理,是很超前的。如朱 基总理1994年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文集》第三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说:‘我在上海工作的那段时期,当我和他谈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的时候,我发现乔木同志都很清楚。他在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他很能够接受新事物,甚至比我们的思想还开放。'父亲逝世前几年,曾认真思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犯‘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如何发生并演变成那样一场撼天动地的全民族运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父亲的思考,超越了他本人的心理负担极限,带动了中国理论界对于这场灾难的思考。”(见《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

当然,也有许多人曾质疑过胡乔木反思的动机,更不用说其彻底性了,这正是其人之复杂性的一面。

二、曼德尔“风波”等

郑异凡先生提到的普列汉诺夫序言的“风波”,表现在胡乔木身上,应该不是一个孤例。这正如也在出版界负责的曾彦修先生所曾言:在某些年份,胡乔木等所做的一些事,“知识分子都非常反感,动不动就触网,颇有寸步难行之感。”(《我认识的胡乔木》)一封举报信,就让中央编译局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凭空在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无独有偶,吴江先生在《经济理论上的一段拨乱反正》一文中,也提到当年的一场出版“风波”,这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在中国出版过程中的一个偏支——“托派”著作的出版。

众所周知,“托派”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分出的,因此出版“托派”著作,在中国的出版语境中,显然是作为反面教材来衬托的,也是在“文革”前夜的1965年,商务印书馆以“内部参考书籍”的形式出版了“第四国际”的“托派”理论家曼德尔(比利时人)的《关于过渡时期社会的理论》一书(上册于1965年出版,下册后于1979年以《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名出版),大概是上册是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所谓“灰皮书”),显而易见是“仅供批判”使用的,也就平安无事,而后册出版时已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以学术读物来出版的,因此出版时未加任何说明,而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读到此书也甚为欣赏,他还在1980年5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公开评价此书,他说:

“我看到一本比利时的学者曼德尔写的这样的书,叫《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是依靠他自己的独立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里面很少利用的。……这位作者并不是一个那种流行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也没有坚持到这种程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话,他一定都要接受。”

对此,吴江先生认为:

“这里显然是说,曼德尔是一位创造性的、没有教条主义习气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要算是很高的评价了。”

当时胡乔木还将该书研究苏联及过渡时期的章节向全体社会科学工作者推荐,而且还让印成大字本发给全体学员和教员作为学习材料,因为是胡乔木的推荐,这本书又在1980年由中联部苏联研究所推荐给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出版者说明此书“代表了第四国际的政治思潮”云云。

岂料,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骤发,吴江回忆说:

“同一个胡乔木,竟于2月20日和3月6日两次严厉批评人民出版社,说:‘我想象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然出版托派的书,走得太远了!'‘人民出版社居然出版第四国际托派曼德尔的书,还说明作者是代表第四国际的观点,明知他是托派还公开出版他的书。'真令人哭笑不得!为此事,当时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曾彦修,于1984年9月间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关于不同意1984年两次对人民出版社的强烈指摘的申诉书》,分送给中央各领导人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结果,这一涉及‘大人物'的闹剧最后自然只能不了了之。”

这又是胡乔木的复杂性。

这复杂性的一面,是他主持过并演变为批判剧本《苦恋》(即电影《太阳和人》)和“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风波,复杂性的另一面又是他率先对《讲话》进行了重新的评价以及对《武训传》进行了批判的批判、高度评价赵丹的遗言和聂绀弩的《散宜生诗》等,以及热诚表彰陈寅恪、钱钟书、朱光潜、冯友兰、顾颉刚、沈从文等曾被冷落的学者文人,至于在出版界,不可不说的还有反对查禁《丑陋的中国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至今还让人感到温馨的善举。

出版家宋木文先生曾为文提及胡乔木在领导出版工作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说:

数据统计中,请稍等!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